达尔文事变

第一集的蝙蝠论文

接下来是近现代的动物权利事件，比较复杂的情况出现在纳粹德国，1933年，纳粹党通过《帝国动物保护法》(Tierschutzgesetz)，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全面的动物保护法，明确规定禁止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屠宰，并严厉限制动物实验。1935年，又提出《帝国自然保护法》，将环境保护与生物保护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其中甚至规定了煮龙虾的“人道方法”——必须迅速入沸水以减少痛苦——并严禁切断马匹的尾巴。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十分详细的命令： 一，渔民必须先敲击鱼头使其失去知觉，然后才能进行宰杀。 二，法律规定了役用动物的最高工作时长和负载重量。对于年老或受伤的马，政府要求主人必须给予妥善安置，不得随意弃置或过度役使。 三，赫尔曼·戈林宣布在普鲁士境内完全禁止动物活体解剖。他在广播演讲中威胁道：“凡是依然认为可以把动物当作无生命财产来对待的人，都将被送入集中营。” 四，禁止使用陷阱： 法律严禁使用会导致动物缓慢死亡或剧烈痛苦的陷阱，要求捕猎必须使用能够快速致死的手段。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纳粹的核心思想认为德国人（雅利安人）与德国的土地、自然、动物具有一种神圣的、生物性的联系，他们推崇“回归自然”，反对工业文明带来的“异化”，在纳粹看来，保护德国的野生动物就是在保护德国文化的根源。

然而，纳粹并不是动物保护法的发明者，在近代，英国才是全球公认的动物保护立法先驱。其背景是工业革命导致城市中役用马匹受虐严重，以及启蒙运动后对“痛苦”这一概念的重新审视。不过，英国的立法更接近于动物福利，和现代的动物权利相差甚远。尽管如此，它们有一定的继承性。 1822年，英国通过了《马丁法案》(Martin's Act)，这是世界上第一部针对虐待动物的现代法律。该法案全称《马肉等牲畜虐待防治法》，由理查德·马丁推动。它首次规定：殴打或虐待马、牛、羊等家畜属于犯罪行为。 1824年，世界上第一个动物福利组织——英国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RSPCA）成立。1835年及以后，法律进一步禁止了斗牛、斗狗等残忍的娱乐项目，并将保护范围扩大到了几乎所有家养动物。

受英国影响，欧洲其他国家也开始跟进，但动机往往侧重于“公共秩序”和“人类文明程度”。 法国 (1850年)： 通过了《格拉蒙法案》(Loi Grammont)。该法律禁止在公共场合虐待家畜。有趣的是，当时立法的核心逻辑是：公开的残忍行为会败坏社会风气，让看热闹的人（尤其是孩子）变得暴力。 普鲁士/德国早期 (1871年)： 在纳粹上台之前，1871年的《帝国刑法典》已经包含了针对虐待动物的处罚条款。虽然没有纳粹后来的法律那么细致，但已经确立了“无故虐待动物可被罚款或监禁”的原则。 瑞士 (1893年)： 通过全民公投，瑞士在宪法中禁止了未经麻醉的屠宰（针对犹太洁食屠宰，这一点后来被纳粹借鉴）。 不过，此时的欧洲动物保护法，基本都聚焦在防止虐待宠物和家畜，保护动物是为了保护主人的财产，或防止人类变残暴。此时尚未把动物视为可感知痛苦、拥有权利的生命主体。真正的改变仍然首先发生在哲学界。在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在其1789年的著作《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写下了一段被后世动物权利运动奉为宪法的箴言：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它们能推理吗？’，也不在于‘它们能说话吗？’，而在于‘它们能感受痛苦吗？’” 边沁指出，道德考量的基础不应该是抽象的智力，而是生物学上的感应能力（Sentience）。既然动物在解剖学和生理学上具有感知痛苦的神经系统，那么它们在遭受痛苦时，这种痛苦在道德重量上与人类的痛苦是等价的。他认为，在计算社会的总幸福量时，动物的痛苦也必须计算在内。 不过，边沁不是素食主义者，他并不反对在“不导致多余痛苦”的前提下食用动物。他认为，动物通常没有对未来的预期（不像人类会恐惧死亡的到来），如果能快速、无痛地宰杀，其痛苦总量可能小于其存在的快乐。 尽管如此，他坚决反对为了娱乐（如斗牛、斗狗）或无意义的实验而施加的虐待，因为这些行为产生的痛苦远超其带来的快乐。 边沁的思想直接启发了理查德·马丁（Richard Martin），间接促成了1822年世界上第一部现代动物保护法——《马丁法案》的诞生。在现代，他的思想被彼得·辛格继承，并发展成为“动物解放”运动。 在现代，动物权利运动一般出于康德或边沁的伦理学的推广，彼得辛格和汤姆雷根分别推进了功利主义和道义论的论证方向。 动物福利运动 (Animal Welfare) 和动物权利运动 (Animal Rights)的区别： 动物福利运动 允许人类利用动物，但要“人道”对待，认为动物仍是人类的财产，他们希望给笼养鸡更大的笼子、屠宰时尽量减少痛苦。 ——例如，动物行为学家坦普尔·格兰丁曾尝试在屠宰场进行动物福利改革，并设计了美国一半的屠宰场。当被问及人道与屠宰之间的矛盾时，她回应道：“正如给绝症患者注射吗啡有益一样，让动物在活着的时候尽可能舒适也是有益的。 ”在英国， 2004年至2023年间，取代了狭窄、环境恶劣、容易引发禽类传染病的工厂化养殖，散养鸡蛋的产量增加了一倍多，同期鸡蛋消费量也增加了16亿枚。这些改善养殖环境的活动，都是动物福利。很多人认为，这有益于改善产品质量。 动物权利运动 反对一切利用动物的行为，无论是否人道，主张动物应成为法律主体（法人）。要求废除笼养、废除肉类产业。 如果你穿越回1900年告诉一位当时最顶尖的动物福利主义者“你不该吃牛排”，他可能会觉得你不可理喻，因为在他看来，只要那头牛生前吃得好、死得快，他已经是一个“极其高尚”的人了。不难发现，动物福利反对的是个人，比如鞭打马、虐待牛羊的人，而动物权利反对的是自20世纪中叶开始的大规模集约化养殖系统。两者在时间上，激进程度上，是递进的。 动物解放阵线 ALF 剧情里的恐怖组织，或许参考了动物解放阵线 (Animal Liberation Front, ALF)。这是动物解放运动的激进派，鼓励直接行动。不过，他们严禁伤害可感知动物，也禁止伤害人类。

ALF 称得上是全球最著名、也是最具争议的激进动物保护组织。它没有领导层，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地下网络。任何人只要遵循其准则（如：不伤害人类和非人动物、造成经济损失、营救动物）并采取行动，就可以自称是 ALF 成员。 ALF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英格兰和来自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一小群行动者。1824年，一位反奴隶制的行动主义者凯瑟琳·斯米蒂斯（Catherine Smithies）建立了RSPCA的一支青年团体，称为仁慈连（Bands of Mercy）。这个团体是动物解放阵线的先驱。 核心手段： 潜入实验室、皮草养殖场，将动物带走并安置在秘密庇护所；纵火焚烧肉类运输车、破坏实验室设备、向皮草店喷漆，通过“经济破坏”让剥削动物的企业无法经营。

ALF 的官方行为指南（Credo）中明确规定，其行动必须遵循不伤害任何生命的原则。任何声称代表 ALF 的行动必须符合以下四条基本准则： 一，解放动物（从实验室、养殖场等处救出）。 二，造成经济损失（针对剥削动物的实体，通过破坏财产使其无法盈利）。 三，揭露真相（向公众展示动物受难的影像）。 四，采取一切必要预防措施，避免伤害任何人类或非人动物。 这一组织曾被 FBI 等机构列为“国内恐怖主义”威胁。虽然不以杀人为目的，但其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数亿美元）、纵火行为、潜在的激进派和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被认为已经构成了恐怖主义行为。 一些其他问题 ——如果植物也有感受痛苦的能力，吃素是否也意味着不道德？ 这个问题很复杂。简单来说，大部分素食主义者认为植物没有强烈的感知能力，它们的神经系统比较原始。在学术界，2023年左右，确定了龙虾和螃蟹有一定的疼痛感知，但无法确定昆虫、微生物或植物能否清晰地感知痛苦。虽然植物确实会对外界刺激（如修剪、光照）做出化学或物理反应，但这被称为“趋性”或“应激”，类似于捕蝇草的闭合。同时，植物没有大脑和处理痛苦信号的神经中枢。 从进化角度看，痛苦对于能逃跑的生物是有意义的（作为警报）；但对于无法移动的植物来说，进化出昂贵的“痛觉系统”却无法逃避伤害，在进化论上是不合理的。 另一种辩护路径是，即便是退一万步，假设“植物也有痛觉”，吃肉所导致的植物死亡量也远超吃素。Gary L. Francione说：如果我们都成为素食主义者，被杀害的动物数量将会大大减少，这些动物所需求的牧草和各种谷物也会大大节省。事实上，如果我们都成为素食主义者，我们可以将农业用地减少 75%。这相当于减少28.9亿公顷（1公顷约等于2.5英亩），其中耕地面积将减少53.8万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43%。所以，无论植物有没有痛觉，最合理的方法都是吃素。 ——如果把动物放归野外，那么如何看待自然界的动物杀戮现象？比如放生海豚后，海豚被其他动物捕食，或捕食其他动物？ 在动物权利运动内部，对于“自然界杀戮”（即捕食关系）的看法分歧巨大，动物权利运动经常被对手用“狮子吃羚羊”来嘲讽，对手会说：“既然狮子能吃肉，为什么人不能？”而他们一般会回答：狮子吃肉，是生存必需，且没有选择空间；而现代人类吃肉是出于享用美食的欲望，且人类具备做出道德选择的能力。 总之，对于自然界的动物杀戮，可以将人们的观点归纳为三个主要的哲学流派： 1. 传统派/不干涉派：“自然之法” (The Laissez-faire View) 这是目前大多数动物权利支持者的立场，其核心观点是：权利只约束有道德意识的主体（人）。捕食者（如狮子）不是“道德主体”（Moral Agents），它们没有分辨对错的能力，杀戮是生存本能。既然狮子没有道德责任，也就没有“侵犯权利”一说。毕竟，狮子不吃肉就无法生存，但人类并非如此。 人类的义务： 汤姆·雷根（Tom Regan）认为，人类的义务是不去干涉动物的权利，而不是充当自然界的“警察”。自然界的杀戮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类干涉往往会带来毁灭性的生态后果。 结论： 应该让自然归自然，人类唯一要做的就是停止人对动物的屠杀。 2. 福利废除派/干涉派：“自然的灾难” (The Wild Animal Suffering View) 这是一个新兴且极其激进的派别，以彼得·辛格的一些追随者和“野生动物痛苦研究”（Wild Animal Suffering）支持者为代表。 论证方向： 如果我们承认“痛苦”在道德上是坏的，那么狮子咬碎羚羊喉咙的痛苦，与人类在屠宰场杀牛的痛苦在生物学上是一样的。仅仅因为痛苦是“自然的”，并不能证明它是“道德的”。 主张： 这一派认为，如果未来技术足够发达（如通过基因编辑让食肉动物转为植食，或在不破坏生态的前提下减少捕食），人类有道德责任去减轻野生动物的痛苦。 名言： “自然界不是和谐的田园诗，而是一场永无止境的、由于饥饿和恐惧造成的战争。” 3. “主权派”：动物作为“主权国家” (The Sovereignty View) 在《动物公民》（Zoopolis）等著作中，哲学家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政治学框架： 逻辑： 野生动物群落应该被视为“主权国家”。 观点： 就像一个国家不应该干涉另一个国家的内政一样，人类也不应该干涉野生动物内部的捕食关系。虽然邻国（自然界）正在发生惨剧，但强行干涉往往会破坏对方的自主权和生存结构。 结论： 我们只在发生“跨境灾难”（如人类导致的火灾、瘟疫、气候变化）时才进行人道主义援助。 ——只吃素，不吃肉，会导致健康问题吗？ 对于素食主义对健康的影响，有三项研究。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健康研究-2》（Adventist Health Study-2, AHS-2）的核心文献： Orlich, M. J., et al. (2013)."Vegetarian Dietary Patterns and Mortality in Adventist Health Study 2." JAMA Internal Medicine.（样本量9.6万人）。 《牛津素食研究》的核心文献， Appleby, P. N., & Key, T. J. (2016)."The long-term health of vegetarians and vegans." Proceedings of the Nutrition Society.（样本量：6.5万欧洲人） 《哈佛健康研究》，哈佛大学对数十万受访者进行了长达 30 年的随访。核心文献： Song, M., et al. (2016)."Association of Animal and Plant Protein Intake With All-Cause and Cause-Specific Mortality." JAMA Internal Medicine. 统计发现，在加州，遵循素食习惯的男性平均预期寿命约为 83.3岁，女性为 85.7岁，这比加州一般人群分别高出约 9.5年和 6.1年（尽管这其中包含了不吸烟等生活方式的共同贡献）。而综合其他研究来看，素食者平均寿命比普通人长3-6年。在医学上，他们极大地规避了现代社会最主要的病症——心血管疾病和代谢性疾病。不过，纯粹的素食者需要人为补充维生素b12，否则会导致心脑血管问题。 而在素食主义者内部的统计比较中，鱼素者的健康情况好于蛋奶素者，蛋奶素者好于纯素者。研究者认为，鱼素者的健康状态最好，因为他们既避开了红肉和加工肉类的致癌/促炎风险，又获得了高质量的蛋白质、维生素 D、B12 以及对大脑和心脏至关重要的 Omega-3 脂肪酸。 在现代研究中，纯素者更加重视 B12 （纯素者唯一必须着重补充的额外营养）和强化食品的补充，例如强化了 B12 的植物奶（燕麦奶、豆奶）、营养酵母（Nutritional Yeast）或早餐麦片。他们通过海藻油（Algae Oil）补充Omega-3 脂肪酸，搭配柠檬汁、橙子或西红柿来吸收维生素 C，进而增强铁元素的吸收。 通过这些科学的手段，纯素者的长寿表现已追平甚至在某些代谢指标上超越了蛋奶素者。 当然，如果没有相关经验，蛋奶是更好的选择。而如果仅仅想保持健康，鱼素者的生活方式是最合适普通人的。 结语：动物权利，已经实现了吗？ 尽管人们对动物权利运动讳莫如深，但在过去的两百年里，这项运动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即便动物权利运动的反对者，往往也会支持一部分动物福利理念——减少不必要的杀生，不无缘无故殴打牲畜，禁止动物表演，反对出于娱乐目的虐待动物，让动物园的动物拥有更舒适的生活环境，不杀害他人的宠物，不活吃鱼类，尽可能快地杀死牲畜，等等。 而即便是动物福利运动的反对者，往往也支持一定的动物保护理念：禁止商业捕鲸、建立自然动物保护区、保护濒危动物、禁渔期、禁止过细拖网、放归带鱼卵的母鱼，等等。尽管这些是为了人类的福祉、经济效益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对当代动物权利运动而言，大部分运动目标已经实现，即便在国内，这项运动也通过曲折迂回的方式得到了认同：人们反对捕鲸（尤其是日本人捕鲸），认为这造成了不必要的杀戮，纯粹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人们拒绝吃鱼翅，拒绝奢侈品皮草（往往是在节约和反对奢侈的口号下）。人们也拒绝马戏团动物表演，声援动物园里的白鲸、因抑郁而掉毛的企鹅、患创伤性应激的黑熊，原因仅仅是关心它们的精神健康。在农村和乡镇，狗越来越多地被视为宠物，而不是肉食。尽管动物权利是一种饱受争议的理念，但如今没有什么人能真正严肃地拒绝它（无论是道德哲学家，医学家，还是经济学家、气候正义主义绿党或希望加强全球平等的经济左翼，很多人相信，如果取消肉类，从牲畜喂养中节约的粮食将满足一大部分饥饿人口的生活需求）。 当然，即便是那些动物权利运动的坚决反对者，往往也支持动物福利运动的理念，因为这些不虐杀、快速屠宰、不无缘无故殴打动物的观念，从1822年延续至今，已经成为社会常识的一部分，所以，无论是保守主义者还是激进主义者，无论是纳粹党还是资本主义的大亨，无论是绿色环保主义者还是佛教徒，无论是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者还是反启蒙的德国浪漫主义者，都一次次地被召集起来讨论它、完善它、保卫它。甚至对坚持人类至上的保守主义者而言，有限的动物福利已经成为社会有机构成的一部分，它两百年的历史令人望而生畏，在文化习俗与当代人融为一体。毕竟，即便在狩猎采集型原始社会，人类对动物的态度也并非单纯的利用，人们感激动物的肉，并希望它们的灵魂安息。 当代的动物权利运动，实际只有一点核心诉求没有实现：不吃肉。也就是说，拒绝集约化的牲畜养殖体系。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人造肉技术的发展，在几十年后的未来，人工食物在廉价程度、美味程度、营养程度上，终将超过肉食，届时，人类将告别“吃动物”的历史，无论是为了美味而吃肉，还是为了营养而吃肉，都将转而选择人造食物和分子料理。这不光是道德上的选择，也是经济上的、健康上的最优选。 人们永远无法知道动物权利运动会走向何方，在完成了集约化养殖体系的解体后，或许它会走向普遍的生态正义或对自然野生动物的慈善干涉，正如彼得辛格的“野生动物痛苦指数研究”暗示的那样。但无论如何，那都是下个世纪的任务了。正如最激进的1822年的动物福利提倡者，也会认为2022年的动物权利运动是最疯狂的运动那样，未来的人们观看我们时，或许会为这些无聊的争吵、陈腐的观念会心一笑。正如我们看到1822年的动物福利法是多么符合现代人的常识、在当时又引发多么大的轩然大波时露出的笑容那样。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1月30日补充 问：《达尔文事变》引发很多所谓的批评，你怎么看？ 答：这很有趣，而且很惹恼人。仔细看看这些黄右（黄种人右翼群体）的评论，摸着自己的良心说：这些撒泼打滚、无理闹三分的“人类”，真的是“人类”吗？在我看来，这些人反而更像“猴子”。是没有大脑、缺乏自制力的“猴子”。 猴子没有高级反思能力，作出愚蠢的举动，是它们的天性。人类作为有思维能力的动物，却如此撒泼打滚、沉湎于嚎叫，是人类失格。这种人其实和猴子没有区别，远不如动画里的混血查理。 你以为，这群社达拥护人类吗？不，他们说：“末世先杀圣母”，他们看网文，恨不得主角杀伐果断，把别人挫骨扬灰、诛杀十族，他们喜欢说：把车轮放平，把高于车轮的小孩杀光。他们说：不凶狠不足以平天下。他们随意地支持在影视剧里杀人，为了军纪杀女人，为了大业杀男人，为了世界杀小孩。杀人，他们乐见其成。 这种东西，它爱护人类？ 别开玩笑。 也就是突然看见混血黑猩猩查理了，这些人竟然恍然醒悟：对啊！我和黑人都是人类！我和坦桑尼亚骆驼商是人类！我和在平安夜流浪的乞丐是人类！我和因ai而技术失业的画师是人类！我和犹太人、日本人、满人、美国人、印度人、越南人、法国人、英国人……都是人类！我和所有人类是一个整体！ 然后呢，黄右社达突然醒悟了：对啊！我们都是人类！人类是高贵伟大的！于是屁颠颠跑去支持种族平等、提高劳动者待遇、废除死刑、无国界运动、建设乌托邦社区了。 这可能吗？ 当然不，他们还是会把黑人叫做猩猩猴子，把白人叫白皮猪，顺便歧视河南人，它们还是会去支持杀圣母、杀男人、杀女人，还要虐个哈基米，还是会说：你穷你活该，自己身上找原因。因为它们其实并不在乎人类如何，甚至没有真的考虑过这些概念意味着什么。它们并不是世界主义者。只是被刺激得大脑混乱了，短暂的误以为自己为全人类代言。非常高贵不堪。非常傲慢。 《猩球崛起》把人类直接灭绝了，要不要去抗议？人家事实上把人类弄成原始动物了，还拍了好几个系列。 《阿凡达》帮着外星土著殴打人类，要不要去抗议？ 也就是说，虽然它们天天骂越南猴子日本矮子印度阿三，但是它们支持人类呀！它们真是太道德、太伦理、太正确啦。 都说人类高贵，我看不出来这群寒假一放，就像蝗虫一样风卷残云的脑腐小孩有什么高贵的，大概还是作业布置不够多。和人类能讲道理，和脑腐是讲不来的，毕竟，一个脑腐提的问题，十个人类都未必能回答上来。 问：怎么看待叙事、道德、技术的关系？ 答：最近几十年，日本动画业界越来越青睐于“伦理上绝对安全的作品”，例如轻百合和校园恋爱。但是轻百合放到上世纪，准会被黄右保守派抨击成搞乱社会风气。现在呢？该看就看。大大方方的看。 社会观念本身改变了。现在很多人抨击一些动画的很具体的所谓角色塑造问题，本质上是观念上没拐过弯道。所谓“叙事技术”问题，大多都是此类观念问题。中世纪小说经常画外音独白，现在呢？这技术已经消亡了。本质上是作者和读者在阅读、创造的逻辑变迁了。“观念的水位”发生变化，其他一切跟着变。但如果观念之间水位不平齐，首先出问题就是观念的对齐，技术要放到后面。 问：为什么《猩球崛起》没有引发这样的争论？ 答：《猩球崛起》这种好莱坞科幻片，基本不讨论是非观念，只展示特效画面。类似的还有《阿凡达》，主角设定成人类，再套一层反殖民主义的伦理外壳，加英雄之路设计，再来几个挫折，让主角对人类热脸贴冷屁股，观众基本接受阀门就上来了，甚至会骂主角怎么还不赶紧杀几个长官活跃一下气氛。而且反殖民主义，大众的理念天然接受度高，自然问题不大。其实你把《达尔文事变》的主角换成高大帅超级混血猛男，故事主线改成校园恋爱 轻喜剧，全面避开观念争论，搞好莱坞那套与世无争的叙事结构，那么争议肯定少很多。但是故事内核、叙事节奏就变了。 问：为什么作者不做出这种妥协？ 答：为什么网文主角总是杀伐果断，杀人全家，还被追捧？肯定是因为作者做了大量的妥协吧。 问：要是把《达尔文事变》改造成没有争议的样子，要怎么做？ 答：哦！太简单了。 一，电影刚开始，主角必须是人类。接受某种基因操作后被植入病毒，由于医疗意外，逐渐变成非人物种。这样观众就有共情的基础了。 二，在这个过程中，要刻画主角家庭如何如何和睦，然后逐渐家人关系破裂，净身出户被女方夺走一切财产。这个桥段足以让网民疯狂共情。然后要突出工作时因为病毒导致被辞退，大半夜送快递，晕倒了还要继续送，没钱买药品只能偷东西。然后主角尽管努力回归人类，仍然被上级打脸。然后再经历个退婚流、背叛流、总之网文短剧里的短平快打脸桥段往里面套。一般两到三个小挫折，再加上一个大挫折彻底粉碎主角梦想。这时候观众已经急了，恨不得重进屏幕里杀人放火。 最后，经历灵魂黑夜，主角彻底释放自我，大喊“JOJO我不做人类啦”大开杀戒，接受新身份，观众兴奋起立啪啪鼓掌。最后电影结束于男主猩红的眼睛，画面变暗，出现“未完待续”。 这样无限增强主角的人类性，减少动物性，削弱原本的故事内核，就能产出一部无脑动作片。哦，还可以加个系统给男主，然后来个金手指，不断重复打脸扮猪吃老虎……这样的剧情，可是有数百亿播放量呢。

题材很大胆，无疑这会引发争论。但我觉得重点是，这类前卫议题能不能，被制作成普罗大众易触及的文化消费品让人了解，能和不能，这之间存在这巨大的鸿沟。 我不讨论人兽杂交的道德难题，不同种族间的理解相处问题，极端科学实验的监管问题，素食主义是否崇高正确，制作方的观点激进与否，我更在意的，是少数者，以及像查理一样的极少数者，是否被允许存在？是否能在不对他人产生伤害的前提下与人类共处？ 我更在意的是，少数者面临的困境允不允许被别人看到？还是只能藏在遮羞布，甚至裹尸布下？ 而少数人，可能是任何人，所有人在某些情境下都可能是少数人。 一个人可能是被冤枉受委屈的少数人、被家暴过或被体罚过或被校园霸凌或被职场霸凌的少数人、帮亲不帮理的少数人、长的丑的少数人、肥胖的少数人、鼻炎或狐臭的少数人、大拇指外翻的少数人、负债的少数人、脱发的少数人、同性恋的少数人、得癌症的少数人、单亲的少数人、失业的少数人、青壮年中月收入不到三千五的少数人、神经多样性的少数人、残疾的少数人、生下畸形儿的少数人、易成瘾的少数人、刑满释放的少数人…… 谁不是带着伤痛烦恼活着？谁能说他不是，或不会在人生的某个时期成为少数人？谁甘心自己成为少数人时，就得伏低做小乖乖服从多数？谁不想自己的处境被人理解？ 问题的对错，要在问题被拿出来看见，然后充分讨论后，才能有个了解，互联网都普及文明社会了，谁有资格让问题连谈都不让谈？更何况即使同一件事，同一种情况下，到底对与错，不同人的定义都不同。 给别人发言权，也给自己发言权。

黑猩猩是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非人类动物之一，但人类试图将她/他们纳入人类生活的做法，往往给这些动物带来了深远且不可逆的伤害。历史上，许多黑猩猩幼崽在极早期就被从母亲身边带走，离开自己的栖息地和社群，被用作宠物、研究对象或娱乐产业的资产。这种母子分离本身会对黑猩猩的心理和社会发展造成长期影响，因为幼年黑猩猩必须通过与同类的互动，学习基本的社会行为、沟通方式与情绪调节。在非同类社会环境中成长的黑猩猩，往往在成年后表现出明显的社会障碍，包括难以融入同类群体、性行为异常以及长期的压力反应。这些问题成为了人类在后期对她/他们进行不公正对待以及杀戮的理由，忽略了这其实是猩猩经受早期社会剥夺和长期行为压抑的结构性后果。LucyLucy 出生于 1964 年，幼年即被带离母亲，由心理治疗师 Maurice Temerlin 与其妻子 Jane 作为人类孩子抚养。Lucy 在人类家庭中学会了使用餐具、穿衣、翻阅杂志，并在语言研究中学习了约 140 个美国手语（ASL）手势。随着 Lucy 年龄增长、体型和力量增强，她逐渐变得难以在人类家庭环境中管理——这是黑猩猩在进入青春期和成年期后的普遍生理发展结果。最终，在 Lucy 约 12 岁时，Temerlin 夫妇已无法继续安全地照顾她，将她送往冈比亚的黑猩猩康复项目（或可译成重新野化项目），尝试重新适应更「自然」的生活环境。在离开家庭后，Lucy 在与其他黑猩猩互动时面临显著困难，她的一些行为并不符合典型的黑猩猩社会模式。她也从未对同类异性产生过兴趣。Lucy 于 1987 年前后死亡，其确切死因并未得到权威确认。维基百科上这么写道：

OliverOliver 约于 1970 年被捕获并进入人类驯养体系。由于其外貌与行为特征（如较平的面部结构、频繁双足行走、对人类女性的兴趣等），其早期训练者一度误认为他可能是「人猿混血体」。 在 1970 年代至 1980 年代，Oliver 被多次转手并用于展览和娱乐用途，先后出现在主题公园和动物训练设施中，其身份常被媒体描述为「失落的环节」或「特殊亚种」，强化了公众对其半人半猩猩的想象。 1989 年，Oliver 被出售给一家为科研和化妆品测试提供动物的实验室公司。虽然未直接参与实验，但他在狭小笼舍中度过近九年，导致严重肌肉萎缩和长期健康问题。 1998 年，Oliver 被转移至灵长类动物庇护所 Primarily Primates。由于其年迈、关节炎和视力退化，他被安置在较为独立的环境中。然而，该庇护所在 2000 年代中期因管理不善和动物福利问题引发法律纠纷，Oliver 的生活条件一度受到质疑。 经州政府介入和管理重组后，Oliver 继续留在 Primarily Primates，并在设施整顿后度过了晚年。他在生命最后阶段与一只名为 Raisin 的雌性黑猩猩共同生活，接受基本照料和环境丰富化活动。 Oliver 于 2012 年 6 月 2 日在睡梦中去世，享年至少 55 岁，TravisTravis 1995 年出生于密苏里州，他的父母是在野外被捕获的苏西和可可（母亲苏西在 2001 年一次逃跑中被击毙）。Travis 在出生仅三天就被从母亲身边带走。桑德拉·「桑迪」·赫罗德从一位灵长类动物饲养员那里以五万美金买下了他，并在康涅狄格州郊区的一所房子里把他养大。随着时间的推移，Travis 成了当地的明星出现在当地的商业广告中，甚至还参与过至少一次全国性的广告宣传活动。他陪伴赫罗德一家在镇上四处走动，他「可以锁门，穿衣服，给植物浇水，给主人的马干草，和家人一起坐在桌子旁吃饭，用苍蝇杯喝葡萄酒。他非常喜欢冰淇淋，以至于他从冰淇淋卡车上学会了时间表。他会打开电脑看图片，用遥控器看电视，用水枪刷牙。他喜欢在电视上看棒球，也曾多次驾驶汽车」。（维基）2003年，有人从赫罗尔德夫妇的车窗向 Travis 扔东西，瓶子从半开的窗户飞了进去，砸到了他，Travis 受到惊吓，解开安全带趁机逃脱；他在斯坦福德市中心游荡了数小时，最终才被哄回。这一事件促使康涅狄格州议员通过了一项法律，限制饲养体重超过 50 磅的灵长类动物作为宠物，并要求持有特殊许可证——但由于 Travis 在该规定生效前就已经被饲养，因此该法律并不适用于他。2009 年，Travis 对一名熟人 Charla Nash 发动攻击，造成极其严重、永久性的伤害。报告显示，在案件发生前，桑德拉曾给特拉维斯喝了掺有阿普唑仑的茶。Travis 也一直在服用治疗莱姆病的药物。案发过程中，桑德拉试图阻止他，用铲子击打他的头部，并用屠刀刺他的背部。当 Travis 试图退回自己的卧室时，他被警察开枪打死。Travis 死后，赫罗尔德试图通过在后院喂养鹿和其他动物，以及从佛罗里达州的一位驯兽师那里再买一只名叫 Chance 的黑猩猩来缓解悲痛。Moe圣詹姆斯和拉唐娜于 1967 年收养了一只名叫 Moe 的黑猩猩。坦桑尼亚的偷猎者在 Moe 出生仅一天时就杀害了他的母亲，使他成了孤儿。由于圣詹姆斯和拉唐娜无法生育孩子，于是他们把 Moe 当作自己的孩子抚养。 Moe 和他们一起住在家里，穿着衣服，会使用厕所，还会洗澡。在人类家庭生活的 30 年期间，Moe 多次发生伤人和逃逸事件。1977 年，10 岁的 Moe 咬伤一名女子的手指，引发诉讼但案件被驳回。90 年代，他被关在住宅内一个面积有限的围栏中。1998 年修理笼舍期间，Moe 受到惊吓后逃脱，在被警方制服的过程中损坏警车并咬伤一名警察。1999 年，一名访客不听劝阻将手伸入笼内再次被咬伤。随后，地方政府没收 Moe 并将其转移至动物庇护所。圣詹姆斯和拉唐娜多次尝试通过法律途径争取重新获得监护权，最终在 2002 年通过民权诉讼获得经济赔偿，并获准在新住所继续与 Moe 共同生活。2005 年在动物庇护所，圣詹姆斯·戴维斯来为 Moe 庆祝生日时，另外两只黑猩猩逃出了围栏，袭击了圣詹姆斯·戴维斯。当局当场击毙了袭击戴维斯的黑猩猩。Moe 侥幸生还。遭袭击后，戴维斯在医院接受了长达六个月的治疗。由于他与妻子 LaDonna 当时没有医疗保险，最初选择不起诉涉事动物庇护机构，但随后改变决定并提起诉讼。 2006 年，夫妻二人在自家门前竖起 Free Moe（释放莫伊） 的标语，并诉诸法院，要求西科维纳市履行 2002 年的和解协议，为他们购置住房以便与黑猩猩 Moe 团聚。2007 年，法院裁定该市因未履行协议需向他们支付赔偿，并承担部分 Moe 的生活和探视费用。 2008 年夏天，Moe 在被安置于一处表演动物牧场期间失踪。尽管有目击报告、直升机搜寻和对国家森林的官方搜索，Moe 始终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