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

2021年的夏天，我去到中环码头的摩天轮下。民光街的路牌上，“民”字被黑色喷漆涂上大大的叉，无法抹去的污迹像道隐隐作痛的疤痕。我那时猜想，是否在香港的其他路牌处，还有几个不能言说的单字受到同等待遇，在旁人已经不敢作过多联想的空间中遥相呼应着。这一年里，突然发生了很多事。有人留下，也有人离开；有人出去，也有人进去。仿佛是求仁得仁的结果，数年前臆想中的浮瓜落地，再听不见纷乱的呼喊，只扬起沉默的微尘。 在看《爸爸》之前，我大致在网上搜索了一下电影改编的案件原型：2010年7月22日凌晨，一名15岁少年在位于荃湾享和街的家中砍杀其母亲及妹妹后报警自首，经精神科医生诊断，其作案时处于精神错乱的状态，后被香港高等法院判处无限期医院令，在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接受羁押。案发后，其父患上抑郁症，却一直没有从家中搬走。他保留着原来的装修，用电脑给妻女及儿子写信，每周都到小榄探望儿子数次，并向媒体表示，“我一定不会恨儿子，我会原谅他”，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儿子能康复出院，他再尽父亲责任，在旁扶持成长，并带儿子到母亲和妹妹的坟墓前拜祭认错。 于是心里对这部电影想要表达的主题已经初步有了一个模糊隐约的轮廓。犹记得在翁子光的《踏血寻梅》中，白只那张平凡得有点丑陋、平静得有点癫狂的脸，用最麻木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讲述了一场最偏激的毁灭，被长久压抑的情绪与生命力也随之喷薄而出。这样的震撼在我后来看另一部叫做《正义回廊》的电影时再度被唤醒，同样是异相奇人，同样是血腥奇案，但略有不同的是，片中由杨伟伦饰演的主犯张显宗机关算尽，妄想通过弑亲受审这一疯狂的举动成为聚光灯的中心，借此报复世界过往对其的漠视，却发现自己原来只是他人在背后操纵利用的一枚棋子。探视室中，兄长不愿再听他自欺欺人的辩解，沉默着放下话筒转身离开。张显宗这才彻底崩溃，茫然失措而又气急败坏地拍打着透明挡板，却再也换不来任何回应。 作为《正义回廊》的监制，翁子光在接受网台访问时曾谈到自己在筹拍这部电影期间的心境：“2019年至2020年的时候，我在北京工作，每天看着新闻，看着看着就会流下眼泪，晚上睡不着觉。因为看到有很多年轻人在里面，心里是很难过的。”他进而表示，“我们的几位编剧，在写这个剧本的过程中，一定会受到这些事情的影响。即使只是写法庭戏，我们也会希望将自己对于香港的心迹在电影中表露出来。”在那场访问中，主持人数次错用“导演”称呼他，反应过来后又想改称“监制”。翁子光说：“没事的，你就叫我导演好了。” 有了这些创作背景，也就解释了为何翁子光会在《爸爸》中对这桩伦常惨案的动机及根源选择采用一笔带过的处理方法，因为这部电影想要探讨的并非悲剧为何发生，而是在悲剧已经发生后，一个普通人应该如何走出生活的废墟，与无常的命运和解。换而言之，香港是如何一步一步行至今日的局面，翁子光已经用《踏血寻梅》和《正义回廊》讲得很清楚了。到了《爸爸》，翁子光不再执着于表达冲突，展现矛盾，他更想做的是提供一个答案，打开一个出口。 不知是否案件原型本身就已经与现实如此不谋而合的缘故，翁子光在本片文本创作中的考究及工整程度更可称得上近乎偏执。故事中的一家四口，严丝合缝地分别对应了不同时期下的香港和内地。父亲永年不善言辞，但却勤劳踏实，乐观进取，即使先后经历金融风暴与禽流感的双重打击，经营的活禽摊档被迫结业，也从未消沉绝望，而是仍对明天抱有无限期待与希望。母亲金燕出身内地客家，嫁给永年后一直无怨无悔，与他共同分担生活的柴米油盐，在永年不想一家人这么辛苦打理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茶餐厅时，坚持说服他“等到孩子们再大一点的时候就好了”。哥哥厚明生性聪慧，却继承了父亲的敏感内向，他受动保环保等思潮影响颇深，遇事总是固执己见，甚至在未发病时便已显露出些许自毁倾向。妹妹厚恩天真烂漫，自在母亲襁褓中时起便对哥哥十分亲近及依赖。如果说永年与金燕的人物指向已经足够清晰，那么厚明作为家中长子，备受永年与金燕的期望与呵护，在旁人眼中是一个坚强独立的懂事小孩；而在影片的第一个回忆章节中，永年急匆匆地穿过车水马龙的街头，买了一部最新款的数码相机，想要用来记录厚恩的出世，那一年是1997。厚明与厚恩这对兄妹形象各自所代表的含义，从这两处设定也已不言而喻。 我并无意站在党同伐异的角度去分析揣度翁子光在一笔一划勾勒出这个剧本时的真实想法，因为他在《爸爸》中所塑造的这个家庭身上，展现出的是一种立足于人文关怀之上的清醒和悲悯。比起近年的某些香港电影在影射某种关系时总是习惯性地将香港放在弱势的地位，翁子光选择了用“爸爸”这个处于一家之主地位的角色去讲述老一辈香港人在面对这一系列打击与变故时所经历的酸楚与创伤。在永年的回忆中，一家人虽非大富大贵，但也和和美美，纵使日常偶有拌嘴争拗，也从未有过积怨心结。他与家人，尤其是与妻子金燕在一起的时光总是温暖的、缓慢的。其中一处最动人而又最残忍的细节，便是为了维持茶餐厅的二十四小时营业，永年和金燕约好夫妻二人每天各在店内值守十二小时。每当在忙碌中抽出片刻闲暇，店里的一方便会走出门外，看着马路对面的家中，另一方在窗边默默守望的身影。两人对视的那一刻，多少岁月融入其中，营造出一种无声的浪漫，更映衬了日后的唏嘘。 本片在拍摄时采用了4:3的画幅比例，翁子光解释称，这是因为希望观众在观影时，能够产生在用电视机收看别人家庭录像带的感觉。于是《爸爸》的剪辑也沿袭了翁子光在《踏血寻梅》中的非线性叙事手法，用一个个看似散乱琐碎，实则精致整饬的片段串联起永年一家血浓于水的亲情，密密麻麻地构成了永年既无法放下逝者，更无法憎恨生者的情感支撑点。在某个黑白的片段中，永年跟在骑着自行车的厚明身后，不断交替提醒着他“快点”、“慢点”，但事实上，永年从未问过厚明究竟想骑多快。永年与厚明之间的隔阂，厚明与这个世界之间的裂痕，或许从那一刻起便已经种下。 除了导演兼编剧翁子光外，另外一个赋予《爸爸》这部电影灵魂的主创人物，便是主演刘青云。在片中的绝大部分时间，他所饰演的永年都保持着一种苍凉、空洞，甚至看上去有些木讷的疏离感，但在不动声色的克制下，刘青云又将永年身上的悲伤、懊丧、茫然和豁达，通过回忆与当下、幻想与现实的交织逐渐堆叠到一起，以依次递进的方式强而有力地完成了这名爸爸角色的诠释与升华。全片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写信给厚明时，幻想中的厚恩伏在他身边，对着他的信用稚嫩的声音念道：“既然我们的生活已经改变，我们也应该有所改变，否则便会觉得生活越来越难，结果只会是为难了我们自己。”那一瞬，他们好像是在对自己的家人倾诉，又好像是在对所有未能从那一场撕裂中走出来的香港人倾诉。 于是眼眶也不自觉地跟着湿润，心中更多的是感叹，无论有多少人能听明白，又无论有多少人能听进去，这一封信，香港都等了太久。 2024年的冬天，我走在铜锣湾的街头。接近夜晚十点的崇光百货门口依旧灯火通明，像是在翘首以盼即将到来的圣诞消费旺季。擦肩而过的广东话与普通话在耳畔交错响起，各自谈论着无关痛痒的八卦话题。一辆辆城巴在站前停下又驶离，不知疲倦地将跳动的脉搏输送至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有些东西似乎改变了，又似乎从未改变。但无论是用力记得，还是轻轻淡忘，只要能以一家人的身份重新坐在同一张饭桌旁，这一顿饭由谁洗碗，又何须计较得这么清楚。 >>>2024年12月4日

看完诸多关于杀人动机的评论，我不禁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我们当真看的是同一部电影？竟有如此多的人因所谓“未揭示动机”而打低分，可那动机明明就是“精神疾病”，这有何难以理解之处？精神分裂作为杀人动机难道还不够充分？甚至还有人追问他为何会精神分裂！这分明是一个探讨如何面对丧亲惨剧的故事，重点压根就不在惨剧为何发生。或许很多观众想看的只是猎奇、精神病人杀人以满足视听刺激的凶案，那你们可真是选错了影片，此片绝非同类。惨剧不过是背景板，电影叫《爸爸》，不是什么《荃湾少年杀人始末》，更不是《踏血寻梅 2》。而且现在的差评风向总有人在往"杀人动机"上带，好奇怪！如今的观影评价，仿若一场盲目的狂欢。不少人在影评的世界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沦为跟风的傀儡。只要有某个看似合理的声音率先给出差评，便会有潮水般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地附和。仅仅因为他人的论断，就草率地给影片贴上负面标签。当评价不再基于个人真实的观影体验，而是被从众心理所主宰，那电影艺术的多元性与创新性又将何去何从？诚然，观影偏好因人而异，但带着统一标签和先入为主的预期去评判，难道不是对电影本身极大的不公？

原本我是带着看一个犯罪片的心情去看的，毕竟这是翁导的舒适区。在犯罪片的领域，翁导总是独树一帜，犯罪和猎奇永远不是他的展现重点。我预想可能看到的是《踏血寻梅》里两个边缘人的杀戮和救赎，或者是《风再起时》那样以犯罪为依托的时代史诗，却没想到导演好像也预判到了观众的预判，给出了一个全新的呈现——罪犯亲属承受的“灭顶之灾”和“灾后重建”。关于“灾后重建”，观众第一时间可能会想起韩国的《素媛》。以往以犯罪为背景的影片要么还原真相要么挖掘原因，而《素媛》和《爸爸》都只将犯罪部分作为了故事的触发事件，《素媛》的重点放在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属的关系上，而《爸爸》会更复杂，即便同样讲重建，而这次重建却更为艰难，因为要重建的主角是犯罪者和受害者共同的家属——爸爸——凶手是儿子，死者是爱妻和幼女。若他原谅凶犯，便是背叛了妻女，若他不原谅，他将失去最后的亲人——尤其是，儿子并不是完全的坏人，他是真的病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这是导演抛出的第一个难题，我想这个问题放在任何人身上都难以轻松应答。关于犯罪部分其实并不复杂，上高中的儿子由于精神问题，总觉得耳边有个声音要他杀死母亲和妹妹，于是少年在虚幻中拿起屠刀杀死至亲后才恍然惊醒，报警自首。在犯罪片里，往往观众更为关心犯罪者的犯罪动机，究竟是什么导致一个高中生能够杀害至亲，是原生家庭之恶吗？是校园霸凌吗？是社会问题吗？“爸爸”也想知道。而纵观整个影片，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个“爸爸”并无原则性、本质性的问题，他只有缺点而无过错，他只是一个老派、有点粗线条的普通传统父亲，但看细节他完全算得上是个好“爸爸”了，他虽然有点嘴硬但永远心软，他口袋拮据不想儿子买太贵的自行车，但是看到儿子失望的眼神还是咬牙买下。那么，杀人动机和凶手的母亲相关吗？也不是，儿子想要一台新手机，爸爸觉得没必要，但细腻的妈妈悄悄给儿子买了，她知道有时候两个男人的交流往往不那么顺畅，她告诉儿子家里不是讲道理而是讲爱的地方，她温柔细腻，善良能干，也不是她。那么，是妹妹吗？妹妹善良活泼，虽然有点三分钟热度，总是喜欢和哥哥吵吵闹闹，这会严重到让哥哥患上精神分裂症吗？若爸爸有错，他认错认罚，那如果他无错呢？于是导演抛出的第二个难题来了，并无过错却被迫承担着最严重的后果的人们，他们该怎么办呢？他们又能责怪谁？刚开始，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巨大的痛苦让“爸爸”完全麻木了，他空洞地重复原有的生活，仿佛忘记了这件事。他不断地回忆过去，想从中找到一丝丝蛛丝马迹，他想知道到底谁错了，到底哪错了，为什么所有幸福一夜之间毫无预兆的崩塌了。而就在他的细节里，我们看到他与妻子如何相爱，如何为了两个孩子努力经营。他们的幸福越细节，越让人感受到人生之无常。于是爸爸开始努力地给精神病院里的儿子写信，他笨拙地学习打字，幻想着机灵可爱的小女儿在教他，他写不出什么大道理，只会质朴地描述自己的生活和进步，希望能收到儿子的回信。刘青云教科书般的表演，精准的区分了隐忍和面瘫的区别，自从惨剧发生后，爸爸的表情少之又少，而就在这少有的表情里，我看到了一个爸爸的无措、悲恸、自责、反思与愤怒。爸爸重复着以往的生活，缅怀着妻女。当时女儿收养了一只流浪猫，流浪猫喜欢叼走家里的地漏，还喜欢翻窗出去玩。妻子叮嘱多买几个地漏，还要封窗。当时“爸爸”不以为然，失去妻女后，他每天都去买地漏，买一打，他甚至能脱口而出一打地漏的价格，他总在加固窗户，他觉得是不是当时能多做些什么，她们就不会离去。最让我震撼的一个细节是，失去妻子许久后，孤独的“爸爸”第一次想找个妓女却被骗，他大怒地砸家具，痛骂脏话，但其实所有脏话只有一个含义——“为什么”？为什么他深爱家人却天人两隔？为什么他疼爱儿子儿子却变成杀人凶手？为什么他努力生活到最后妻离子散？他到底做了什么坏事天意要如此弄人？爸爸到最后，都没有找到答案，人们总是热衷于找到一个答案，一个理由，一个动机，这可能也是导演想探讨的，或许很多东西根本没有答案。若说无常才是有常，你会不会觉得是在诡辩？除了视角和复杂的议题，导演的诸多构图和画面也颇为惊艳，我印象深刻的有好几处。一次是儿子杀害妈妈和妹妹的时候，导演用全家福的相框的反射来呈现，既避免了过于血腥的画面，又让这个镜头显得意味深长。还有一次是爸爸的努力终于打开了儿子的心房，二人隔着玻璃见面，彼此倒映在对方身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暗示着爸爸和儿子血浓于水又各自成长，终于再次能够面对彼此。本片的摄影也非常值得一提，男女主隔着门帘的吻戏，甜蜜又暧昧；失去妻女后陷入回忆的“爸爸”的几次打光都十分优秀，让人过目不忘。虽然故事沉重悲伤，但导演并没有选择过冷的色调，全片的色彩都很明亮，调子偏暖，像极了一个洞穿世事的智者在用和解的语气和世人讲述一个原本很悲伤的故事，但他的讲述方式却在努力地化解其中的寒冰，让生命不能承受的重量尽量轻盈，千帆过尽，哀而不伤。从本片中不难看出导演的狡黠中的深沉，细腻中的悲悯。可能在导演眼里，生命本就是荒唐无解的，而渺小脆弱的人们总是爆发出奇迹般的坚韧，总是有办法度过一个又一个无解的寒冬。